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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的社区医院，老人、小孩川流不息，很是兴旺。看过几份诊疗记录，即使是很偏远的村庄，每天至少也有四五位病人光顾。

京城里，露天通宵排队的地方，除了春运火车站，非大医院莫属。这里所谓的需方，就是病患方。一位院长的记录如下：从排队挂号到离开医院共花了405分钟，真正被看病的时间不足5％。近半年来，看了不少医疗机构，城市农村的都有。可惜，实际情况是中国早就出现了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

进入专题： 医疗改革 。以上现象，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不要以为政府大手增加了卫生开支，看病难就一定缓解。但我很担心，在启动内需中，谨防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

记者：低成本时代一味拼资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确实已走到尽头，应当终结。就这个全世界热议的话题，有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于今年8月23日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访谈。记者：为什么投资拉动型同样难以维系未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呢？魏杰：内需的启动最终要依赖于消费，也只有将有效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经济增长才算是回归其本意。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发展。

前瞻今后6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走向。同时，居民个人消费和居民公共消费的支出比例，也是评价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

发展转型三：从重国富转向重民富记者：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福祉。关注民生，虽然要对那些不能靠自身努力而满足个人消费的弱势群体提供个人消费保障，但更多的是要考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消费的保障。第二次挑战——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将比原来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的挑战还要厉害，影响还要深远。发展转型一：从低成本时代转向高成本时代记者：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成本时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开发出过预警。

记者：在今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特别谨防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财富，我们拒绝权贵市场经济，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全民众的市场经济。还要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控，尤其是要防范腐败和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魏杰在访谈中提出，将来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景气的长盛不衰，必须理性直面和推动发展模式四大转型，即应对高成本、启动消费、民富优先、去泡沫化。你认为，资产泡沫化对实体经济会带来什么危害？魏杰：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国的房价竟然翻了两番，泡沫太大，最后导致房子卖不掉，销售严重下滑，拖累到与房地产相关的51个产业。

国家更没有注重将国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是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记者：应对高成本时代，除了企业经营战略创新，政府要调整哪些政策？魏杰：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时，政府就应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如降低企业所支付的各种审批费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决乱收费。

房价也如此，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投资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贪婪的利益驱动下，还在唱高房价。如摈弃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记者：人们现已认识到这一弊端和祸害。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过度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这四大转型堪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生死兴衰之命门记者：高成本时代的中国企业怎样谋求新优势呢？魏杰：企业应对高成本时代，无外乎两条路线。保增长，人们往往首先关注投资，然后在抑制增长快速下滑的基础上，有效启动消费，最终全方位启动内需。记者：很显然，须彻底实现信息公开化原则，才能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

还要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控，尤其是要防范腐败和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前瞻今后6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走向。

如摈弃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1987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出了问题，1997年东南亚同样经济泡沫破灭，最终使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进入较长的经济衰退期。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竞争力实际上更多是依靠成本低廉而体现比较优势，也即成本优势。在新中国长期的严重短缺经济中，旺盛的市场需求拉动中国企业发展，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一大批企业被淘汰出局，遭遇到第一次挑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看，资产泡沫化往往都表现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此将来要稳定这两大市场。记者：将来如何在资本化进程中防范泡沫化冲击？魏杰：必须依靠立规则、勤疏导和巧隔断三方组合联动。我曾提过，如果说改革前三十年是重在解决国富问题，而今后三十年则要以解决民富问题为中心。当然，民生的改善又有赖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有赖于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而要制约贪婪，最关键之举就是强化与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责任。记者：低成本时代一味拼资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确实已走到尽头，应当终结。

但我很担心，在启动内需中，谨防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发展。

大多数住房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跟风逐流。防范资产泡沫化的形成，是否与未来中国经济命运息息相关？魏杰：这确实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得不防。

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的缺陷不少。记者：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虚拟经济的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服务而不是损害或冲击实体经济为前提。调整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建新的增值、赢利模式。国家更没有注重将国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是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

但是，自2005年、2006年以来，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不断丧失，低成本时代宣告结束。第二，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往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得不好，腐败就会大量产生。

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过度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房价也如此，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投资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贪婪的利益驱动下，还在唱高房价。

记者：总结共和国60年民生建设得失，要提升13亿人的幸福指数，有哪些民生短板或软肋问题将来亟待解决呢？魏杰：首先要扩大公共产品范围，并实现公共产品享受均等化。国际经验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迟早要出问题的，本身潜伏着胀死和憋死两种危机与风险：在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需求旺盛时，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会将你胀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则会将你憋死。